张晓凌（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认为禹舜是一个觉悟者，什么是觉悟者？就是面对不同时代、不同的问题，他都会有思考，而且能够通过他的视觉方式很成系统地表达出来。他那个图式为什么震撼我们？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画基本上还是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个角度中摇摆，突然出现了“八荒通神”“静观八荒”的图式，让我们回到了超越人类之前的洪荒世界，即“道”存在的世界。禹舜一出道就开始探讨“道”是什么的问题，他的作品一出来让我们感觉到这个绘画是有思想的绘画，一出来就跟别人不一样，思考的是一个终极问题，一下子高度就拔得非常高，出道即巅峰。

最开始禹舜的画是不食人间烟火，后来慢慢又回到人本身，从天、地回到人本身。尤其“唐人诗意”为代表的这一批作品，很心性化，他表达的虽然还是中国的一种宇宙观，但更多是回到人的心性本身。再接着他就回到家国情怀，近十几年来，他的创作紧扣着“一带一路”及当代的、近现代的一些名人和山水之间的关系，把这些名人不断植入到山水的图式里面，又形成一个高峰。这个路线图总体而言是宇宙观的一种变化，也体现着禹舜在不同时期对不同问题的价值指向。这个展览叫“天地人和”，实际上还是围绕天地人在不断探索。而这恰恰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宇宙观、世界观、自然观、人生观。所以我觉得卢禹舜是觉悟者、是思考者。他的绘画不是纯视觉的，而是超视觉的。

另一方面，禹舜是一个维新者。中国画到了当代，其实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和维新，离开创新，中国画一定死掉。但是一个人如何从传统中建构出自己一套话语体系，何其之难。禹舜从他年轻到现在，打造了完全属于他个人的这一套话语体系，这在中国画界是很罕见的。所以这一套话语体系也是卢禹舜能站在当代中国艺术前列的根本理由，也是他以后能够进入艺术史的通行证，没有这个是不行的。

从禹舜的这个现象我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不要觉得今不如昔，这是我们做艺术史的人通常犯的一个毛病，就认为我们当下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如古人，什么都不如前人，是这样吗？其实完全不是。卢禹舜这一批人，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力，生成的这一套话语体系，我觉得古人是绝对画不出来的。如果把卢禹舜的创作放在中国艺术史上，毫不逊色于艺术史上任何一个大家。不要觉得今不如昔，我们一定要改正这个毛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一代人要完成他的使命，他能完成他的使命，所达到的高度并不比古人差，我们要有当代的文化自信。

第二，不要觉得土不如洋。我去了西方很多趟，也认识很多艺术家和哲学家，并且深入到他们的工作室里面去，年龄有的比卢禹舜大，有的比卢禹舜小，也有很前卫的，也有很多传统的。但我总觉得中国艺术家的质量不比西方的差。这并不是我一家之言，我们在疫情前请了很多的法国、意大利以及美国的评论家、艺术家都来中国看过中国的当代美术创作状况，同时也把中国的水墨带到了纽约，带到了佛罗伦萨等西方文化的最发达的地区。他们的批评家也好，理论家也好等等都来看过展览。最开始可能还不愿意来，但看完以后他们觉得很服气，中国人的水墨所达到的高度是他们无法想象的。

我记得有一年在威尼斯的分馆里面，我看到马克·托比至少有50张的作品。我当时在想马克·托比作为世界的艺术家影响那么大、价格那么贵，为什么呢？我内心想，如果马克·托比和卢禹舜比的话，他的画面质量没有卢禹舜高。但是又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托比是世界顶级的艺术家，卢禹舜目前还不是，这是因为什么呢？说明我们整体的批评水平还不够高，我们对艺术史写作的水平还不够高，这一点大家没有争议。这就给我们当代文化提出一个重要的使命，中国有没有可能在未来10年、20年之内，作为一个在文化上影响到全球的大国，任重道远。这不光是禹舜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这一代的艺术家的使命，如何能在世界上打造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过程中发挥一个更大的作用，拿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的文化的话语权，从而获得这样文化的主体地位，这是历史给我们这批艺术家不可抗拒的使命，但同时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实际上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中国的当下，恰恰是我们在文化上还有很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因此他们产生很多文化价值上的误判。所以我想借禹舜这个研讨会，把禹舜可以作为一个案例来探讨一下，的确是很重要，也很有必要。所以我最后想讲的是两句话，不要觉得今不如古，也不要觉得土不如洋，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作为一个世界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有责任把中国最好的水墨艺术推向世界，卢禹舜在这个里边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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