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画院 张楠
花鸟画在明代宫廷绘画艺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就引人注目，不仅在工笔重彩、设色没骨、水墨写意等技法上都有所创新变革，还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明初宫廷花鸟“四家”中边景昭以精工细致凸显雍容华贵见长，林良以放达洒脱的水墨写意风格为世人称颂，孙隆以没花没骨著称一时。而唯独吕纪兼采众长，具有多样性的艺术风貌。初宗法边景昭，后摹仿唐宋诸家，受林良水墨写意影响，自出新意，遂形成赋色明艳、造型生动的艺术风格。画史称其“点染烟岚，生意流动，有造化之妙”。
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这幅吕纪《梅竹山禽图》就充分显示了其艺术特色。此轴作于明弘治年间，绢本设色，纵183厘米，横97.8厘米。题款“四明吕纪”，钤朱文方印“四明吕延振印”。此画描绘的是着色雪景，寒意茫茫，群禽散集的场面。远处岗阜覆雪，涧水曲流，冷壑荒寂。山涧乱石之中，有一株攲曲的白梅被皑皑白雪覆盖，一对雉鸡似睡似醒的相互依偎在主干上御寒取暖，一正一反，侧首相互呼应，形态生动可爱。树根处，隐隐露出兰叶丛草，梅枝虬曲凌空，花朵疏密散聚，气势飞动，更添无限寒意。一群小山雀集于高枝，或战栗畏寒，或鸣声上下，构图曲折，主次分明。画面左上方山茶红正在吐艳，与石绿色的茶花叶、竹叶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也与雄稚美丽的羽毛以及远处杂草丛中的小红果交辉呼应。这充分体现了吕纪使用色彩的长处，即亮色与亮色之间的相互搭配所显现出的明艳的效果及协调关系，形成吕纪在色彩使用上更鲜明、更妍丽、更热烈的特点。正如《无声诗史》所评“设色鲜丽，生气奕弈”。在具体表现技法上，画家采用了工笔与写意并重，勾勒细腻，注重写实。雉禽均采用积色法，细笔勾线后，墨色渲染，渲染充分后再施加颜色，体现出院体绘画法度严谨，而树干造型粗壮遒劲，用笔劲健，有如“籀书”之笔法，覆雪山石皴染结合，整个画面虚实相间，明暗对比强烈，整体画面和谐统一，一派生机盎然之境。
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指出“纪绘禽鸟如凤鹤孔翠鸳鸯之类，具有法度，生气奕奕，当时极贵重之。”吕纪的花鸟画作品在传达宫廷贵族富贵气息和吉祥如意的审美情趣时，在题材寓意上往往有新的尝试，喜欢使用特别的禽鸟或者花卉进行搭配，其中每个自然物象都象征着一种道德品质，并以丰富的搭配使寓意表达更为准确。就如此幅《梅竹山禽图》中画面构成元素以梅、竹、山茶花、雉鸟在吕纪的画作中非常多见。山雉在绘画当中常常与寒冬有关，如《礼记·蓄华录·卷三》记载“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宣和画谱卷十五》又载“于锡，有《牡丹双鸡》、《雪梅双雄》、雉，野禽，故作雪梅”。关于山雉的寓意为《后汉书·志第三十舆服下》上记载，皇帝的朝服上具有十二章纹，其中有“华虫”，华虫就是雉鸟。这些纹饰来源于古代部落的图腾崇拜，由此可见雉鸟在绘画中属于皇权的神圣象征。山茶花的寓意可见《庄子·逍遥游篇》：“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春为，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传说中这种神圣的大椿其实就是山茶花。山茶花与白梅、翠竹都是高洁清廉的君子品行。
由此可见类似《梅竹山禽图》这类题材的作品都是为了劝戒帝王的言行，唤起他的仁性，甚至是画家对社会安宁的理想表达。《画史会要》载“其在画院，凡应诏承制，多立意进规，孝皇称之曰：工执艺事以谏，吕纪有之。”这段描述无疑让我们看到吕纪不再同以往宫廷花鸟画家，攀炎附势，卖弄技艺，而能以画代言，大胆向君进谏，而孝宗颇具虚心纳谏对吕纪语含敬意，称赞有加。吕纪纯熟的运用吉祥图像的寓意功能，以绘画传达一种道理观念，一种对时事政治的见解以及对理想君民、君臣关系的渴望，成为参透此中妙谛的一位独特的宫廷画家。由于吕纪以多种多样的图像组合立意进规，从而给予了历来的吉祥图像全新的价值空间，并且也影响了之后的一大批画家，如吕纪侄吕高、吕棠以及刘俊、胡镇、殷宏、殷偕甚至吴伟等等。
作为一名供奉朝廷的宫廷职业画家，吕纪在艺术与政治中间寻找到了一个恰当的表现方式，并凭借其特殊的身份，实现了在艺术与政治上的双重理想。他在绘画上表达政治诉求，使其画格超越了以往一般意义的宫廷花鸟画，使其能与前辈林良一起共同开创了明代花鸟画新的篇章。时光荏苒，当我们重读吕纪的花鸟画时，却丝毫感觉不到岁月带走这些作品的一丝光芒。正如那些淹没在历史的众多画家一般，翻看那些作品，一幕幕生动的画面便随之展开。镜台明镜，灯火初温，如今就只剩下发黄的画卷记载着斑驳的时光，让后来者追思了。
吕纪(1439～1505)，字廷振，号乐愚。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以画被召入宫，值仁智殿，授锦衣卫指挥使。擅花鸟、人物、山水，以花鸟著称于世。
（责任编辑：admin）
注：本站上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琉璃厂在线的立场，也不代表琉璃厂在线的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