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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遗珍·滨田海德旧藏敦煌遗书展在京成功举办

作者:国内新闻主编 来源: 琉璃厂在线 时间: 2016-08-31 15:41 点击:

        北京伍伦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最近即将举办的拍卖中推出日本藏书家滨田德海旧藏的三十六件敦煌遗书。其中三件为六世纪南北朝时期的写经,另外三十多件为七到九世纪的唐人墨迹。所有写经均经过当代著名敦煌学学者、敦煌写本鉴定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方广锠先生和国家图书馆善本组李际宁先生的鉴定认可。为了更好地向藏家、学者及社会展示这批珍贵古籍,伍伦拍卖将在首都图书馆举办敦煌写经专题展览。
        敦煌遗书自其发现以来即得到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并成为一门涉及领域广、学科交叉性强的国际显学。但由于历史原因,敦煌遗书广泛地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公私藏家手中,其大宗主要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图书馆、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和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等处。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献被称为该馆的“四大镇馆之宝”之一。除此之外,则以日本的公私收藏为大宗,其中主要收藏在武田财团的杏雨书屋(公布的有四百余卷)、中村不折的书道博物馆(163卷)、大谷大学(38卷)、京都国立博物馆、三井文库等处,其它零散收藏约有两百卷左右。本次展出的滨田德海旧藏敦煌写经有三十六件之多,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属于令人瞩目的大宗收藏,今得回归故国实为幸事!
         滨田德海(1899~1958),日本鹿儿岛县人。192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后,随即进入日本大藏省,历经银行局、专卖局和主税局后,升至事务官,并曾以兴亚院专家身份长期在华供职。滨田氏热爱汉学,他收藏的敦煌遗书大部分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天津等地购得,数量约一百多件,其中一部分为著名藏书家李盛铎藏品。滨田先生辞世后,其搜集的日本金融、税务文书捐赠给了母校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即“滨田德海资料”专门文库。其中的中国古代写经、写本和出土文书部分,经日本第37回国会议院运营委员会图书馆运营委员会于1960年12月13日进行审议,一部分以国库预算由国会图书馆购藏,余下藏品一直由其后人秘藏。
        这批敦煌遗书用纸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或为经黄纸,或白麻纸未入潢,无论是从纸张形态看,还是从书法风格来看,确实是5﹣9世纪的古写本无疑。其可贵之处还在于它们本身的流传过程。在这批写经上留下鉴藏印的有李盛铎、端方、杨士骢、顾二郎、徐鸿宝、许承尧、康有为等人,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清末到民国这段时间敦煌写经的主要鉴赏和收藏群体。
         其中钤有“匋斋鉴藏书画”印、题签“午桥制军赠”的端方旧藏南北朝写经《大智度论》,装帧精湛,弥足珍贵。这是目前知道的确切为端方所收藏过的第三件敦煌文献。在斯坦因1907年3月到达敦煌之前,一件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绢画就已经寄达南京的端方幕府。这是一幅北宋开宝八年(975)敦煌灵修寺尼戒净绘制供养的《观音菩萨像》。罗福苌编《沙洲文录补》曾录有《敦煌灵修寺尼戒净画观音菩萨像记》,题作“丰润端氏宝华庵藏”。此画现藏美国波士顿美馆。目前所知的另一件端方旧藏品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唐高宗咸亨四年(673)三月十一日长安弘文馆写经题记。罗振玉《唐馆本金刚经跋》载“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借自匋斋藏书。此卷现存德国巴伐利亚州图书馆。而滨田德海旧藏的这件《大智度论》尚未被提及,是端方收藏研究的新资料。
        除此之外,《大般涅槃经》卷十八至卷十九、杨士骢旧藏《大般涅槃经》卷第廿七亦为南北朝写经。书法严谨端丽,以示庄严,“横画都是尖锋起笔,不用逆锋,收笔处重按,转折处不是提笔转换笔锋,而是略作顿驻后再调锋,以取劲疾。”(华人德《论六朝写经》)主笔横画收尾处和捺收笔时向上挑,隶意浓重。大藏书家周叔弢先生收藏敦煌遗书颇夥,共有256卷,其中南北朝写本不过四卷,足见珍稀贵重。
        而从书法的角度审视这批敦煌写经,包括时代、艺术性等美术史方面的意义则超越了它们的文献价值。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前,由于存世的南北朝及唐代书法屈指可数,因断层而间接致使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墓志书法的研究蔚然成风,在清中期以后竟成为显学。这批写经中的三件南北朝写经上距书圣王羲之的时代才一百多年,而其中一些唐写本的年代与唐代几位大书法家的生活年代接近,可以说为给我们建构了一个书法史的面,对民间收藏家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这批敦煌遗书从书法的面貌上看,卷卷不同,既有隶书意味浓厚、庄严敦厚的北朝写本《大智度论》、《大般涅槃经》,又有潇洒俊逸的《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又有法度谨严的《细字本妙法莲华经》、《细字本思益梵天所问经》,又有拙朴生动的《佛说普贤菩萨证明经》,完整的呈现了公元六世纪到九世纪,自南北朝到唐末的小楷书法面貌。
       唐代佛教盛行,写经活动非常活跃。此时楷书已进入巅峰时期,写经书体的隶书意味明显减少,法度日益严谨。可以说,把写经生的精品置诸名家法书之列,毫无愧色,完全能被中国传统文化精英所接受。写经因为长期被视为经生书,在一个时期内不为人们所重视,大书法家启功先生有鉴于此,作诗相讥曰:“乳臭纷纷执笔初,几人雾霁识匡庐。枣魂石魄才经眼,已薄经生是俗书。”(启功论书绝句十一)可谓一针见血,针砭得当。
        在这批写经中,两卷女性书写引人注目。其一为题名“彭法藏”的《妙法莲华经》卷第七。笔法流畅精劲,结字端丽妩媚,技法气息具佳。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彭法藏开耀二年(682年)所书《妙法莲华经》卷第四,首尾全。题“开耀二年二月上旬,清信女彭法/藏敬写《法华经》一部。为法界众/生,受持读诵。愿见闻随喜,读/诵受持,如说修行,并登佛果。”可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津艺①039。
        另一件作于吐蕃时期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廿八,题名“尼妙相写”。此卷时代特征鲜明,书体不够整洁,但流利顺畅,形成了具有个性的笔迹学意义。
       在这批写本当中,几件敦煌文书让我们在见到“不规整、有意趣”的书写的同时,窥见粗通文墨者使用文字的状况。敦煌写卷中使用俗字的现象甚多,如《和菩萨戒文》就将“诸菩萨”简写,将“佛子”写作“仏子”。
        最为可贵的是,这批古写经除了在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学和书法艺术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之外,其文字学、音韵学、俗文学、法制经济史上意义也可圈可点,当为滨田德海旧藏中的精华。
        其中,一卷康有为旧藏《普贤菩萨说证明经》颇值关注。此卷前写《黄仕强传》,首尾完整。首题“证明经”,其后为《黄仕强传》,无篇名,起“安陆郭下宝定坊人黄仕强”,讫“此人即目见存,极理充健,百病并除,录此将活”。与目前已知的9个版本差异甚大。《黄仕强传》后题“佛为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尾题“佛说证明经”。卷末题记:“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如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末题“观音品经一卷”。
       敦煌写本《黄仕强传》目前已知有9个版本:伯希和收集P.2136、P.2186、P.2297、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Д x1672(孟列夫编L.2873)、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藏(大谷莹诚氏购自李盛铎)、国家图书馆藏北8290(阳21)、北8291(淡58)、上海图书馆藏上图812531、浙江博物馆藏浙敦026。此卷作为第10个版本,是一号完整且重要的异本。由于此卷的发现,敦煌写本《黄仕强传》可以被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叙事系统。而与本卷同属一个系统的P.2136是仅存后半部分的残卷。
      在音韵学方面,除了《切韵》系韵书的发现,敦煌文献提供了考察唐五代西北方言的材料。包括用藏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拼写汉字的写本和敦煌抄写的书籍与文书中所夹杂的大量同音通假字。在本批写经中,《金光明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十,卷末一行用反切法为生僻字注音。其反切字用法与切出的音与《说文解字》、《切韵》、《一切经音义》等韵书有所不同。正如池田温的总结:“当时在民间通用的写本的各种样式,比如说假借字非常多、使用句读的情况也并不少见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理解由汉字所进行的文化传承的实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北京伍伦国际拍卖推出的这批滨田德海旧藏敦煌遗书,是迄今为止中国拍卖史上最大的一次回流敦煌写经拍卖。本次展览亦堪称迄今为止中国民间举办的最盛大的一次敦煌写经展览。石室瑰宝,洋洋大观,敦煌风韵,尽在此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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