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城市： 北京 - 北京
策 展 人： 周孝和
学术主持： 孙磊
展览时间： 2013-09-15～2013-09-30
开幕酒会： 2013-09-15 10:30
展览地点： 绘通当代画廊琉璃厂店
主办单位： 北京兴业绘通当代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北京图画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天津旺源煤炭有限公司、北京雯华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参展人员： 雷子人
从1989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上学开始，至今待在北京20多年了。期间做编辑、当老师，算是“工作”，是生计道，学习、画画做艺术为本业，是理想道，如今二者界线越来越模糊，已经不是非此即彼的事，可统称为“生活”。
“为生活，为艺术”——丰子恺等人当年提倡的是希冀艺术在功能方面能助生活一臂之力，现实的若能使之成为一种生存方式，当事者则定是幸运的。其实很难，不止因二者向内或朝外，一方平庸低处，另一方高高在上，更在于二者时时通融，相望自在。当下中国为艺术者，大都有“学院”背景，因缘也多半不是为生活而艺术的，此生活并非彼生活，尤其是被称之为“纯艺术”者，缀满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理想，此艺术固然亦非彼艺术。艺术广义化了，“技术”遭遇了“当代”、“观念”等等挤兑，那原本是藏着又不离不弃于艺术的东西。
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丝不挂地保持着生活的姿态，怎么会不艺术呢？身居学院内外，不知道断断续续有过多少为此生活姿态而为的人体写生，这种既难又简单的东西，看起来与生活无关紧要，与艺术却若即若离。
体态：符号的书写
哲学家深信，人不但生活在物理的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
尼采在《权力意志》中说：“要以肉体为准绳”——“信仰肉体比信仰精神更具有根本的意义”。我们对身体的注视时常处于一种文化照亮后的漠然，思想力图超越身体，消解痛感和欢愉。身体的文化政治学阐释了身体从来就不是作为固有的生物特征存在，而是具有文化、政治的意指功能并书写着自为的历史，即躯体的不同维度有着不同的文化史面向所指。身体行为被视为符号系统，一个被识别的身体符号，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认识身体被不同社会权力意志规训的隐秘过程。身体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相互交织，有时是清晰的，有时却是混沌的，在我们的文明史中，有“杀身成仁”的对身体隐匿的道德性奴役，也有“坐忘”修身的逍遥自适，还有对身体的纵欲，以及身体出场意志的自我伸张，甚至将身体作为一个消费符号，参与经济建设或利益分配。
“人是他自我实现的主体，他从符号模式建构的一般能力中创造出界定自身的特殊能力。或者说，回到我们的主体上来，正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社会秩序的图式意象的建构，人才使自己无论好歹地成为一个政治动物”（吉尔兹），身体范式的合法化过程是将身体置于“美学化”准则的实施过程，社会的身体被赋予了某种超越身体外观的意义，身体越出自然的范畴，从自然的造物，演变为一种文化象征。作为文化象征的身体如何承载一种文化信息？艺术史意义上的身体书写是否具有破解文明密码的功能？我们的眼与心、体与态是否一贯地从属着生物进化？体态指涉的身份识别如何建构？体态作为符号书写的旨意何在？
在社会学层面上讨论体态，那些可资训诫的举止所关联的社会礼仪和风尚，需要理解生活中的千姿百态，坐、行、站、立被图像格式化后其意义显然不止是行为本身。行为不停地被行为翻译和解读，当行为的主体开始缺场，体态便有了行为“延异”的可能。体态经由图式表征后意义并不直接或透明，或是随语境适时作出反应。比如在宗教语义下的一个坐姿和世俗语境中的同一姿态，甚至就宗教同一语义中的两个相同坐姿而言，能见出行为主体的身份差异。
体态，作为符号建构，本质上不是由艺术家独立完成的，艺术家的视角有时受制于集体意志，文本母题塑形潜在地制约着艺术家对姿态的选取，当审美从属于劝戒，一个姿态定型为特定的象征意涵时，这个图像符号本质上更具备对文本的解说功能，进一步说，这样一个体态的审美呈现不是源于体态自身，而是基于这一体态表述的艺术语言的构造系统，一种依附在外形上的线条、空间、意韵等等特殊的表现形式。
体态表征通感于物，譬如“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妆、冬山如睡”，因此，体态书写不局限于人。社会风尚制约了体态作为纯视觉图像的再生品质，体态作为图像化阅读对文本又起了修正或扩充作用，即增加了文本的解读空间。
社会图景提供了对体态描述的种种可能，也构成体态画卷的潜在依据，图景呈现与符号书写之间，存在一种悖论式的因果链，即文本与图像的互释表面看是一个互相纠正过程，但对体态的成像而言，本质上则是一个对文化符号认知的强化过程，体态对文化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文本互为陈述、修饰、演绎、甚至改造的过程。
身体被文化照亮，也被文化包裹，身体退隐在一个被社会秩序修饰下的符号后面，而这个符号表现出以身体外形为特征的自我塑形，形成了一个文化矛盾下的自救系统。
从1989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上学开始，至今待在北京20多年了。期间做编辑、当老师，算是“工作”，是生计道，学习、画画做艺术为本业，是理想道，如今二者界线越来越模糊，已经不是非此即彼的事，可统称为“生活”。
“为生活，为艺术”——丰子恺等人当年提倡的是希冀艺术在功能方面能助生活一臂之力，现实的若能使之成为一种生存方式，当事者则定是幸运的。其实很难，不止因二者向内或朝外，一方平庸低处，另一方高高在上，更在于二者时时通融，相望自在。当下中国为艺术者，大都有“学院”背景，因缘也多半不是为生活而艺术的，此生活并非彼生活，尤其是被称之为“纯艺术”者，缀满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理想，此艺术固然亦非彼艺术。艺术广义化了，“技术”遭遇了“当代”、“观念”等等挤兑，那原本是藏着又不离不弃于艺术的东西。
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丝不挂地保持着生活的姿态，怎么会不艺术呢？身居学院内外，不知道断断续续有过多少为此生活姿态而为的人体写生，这种既难又简单的东西，看起来与生活无关紧要，与艺术却若即若离。
体态：符号的书写
哲学家深信，人不但生活在物理的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
尼采在《权力意志》中说：“要以肉体为准绳”——“信仰肉体比信仰精神更具有根本的意义”。我们对身体的注视时常处于一种文化照亮后的漠然，思想力图超越身体，消解痛感和欢愉。身体的文化政治学阐释了身体从来就不是作为固有的生物特征存在，而是具有文化、政治的意指功能并书写着自为的历史，即躯体的不同维度有着不同的文化史面向所指。身体行为被视为符号系统，一个被识别的身体符号，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认识身体被不同社会权力意志规训的隐秘过程。身体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相互交织，有时是清晰的，有时却是混沌的，在我们的文明史中，有“杀身成仁”的对身体隐匿的道德性奴役，也有“坐忘”修身的逍遥自适，还有对身体的纵欲，以及身体出场意志的自我伸张，甚至将身体作为一个消费符号，参与经济建设或利益分配。
“人是他自我实现的主体，他从符号模式建构的一般能力中创造出界定自身的特殊能力。或者说，回到我们的主体上来，正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社会秩序的图式意象的建构，人才使自己无论好歹地成为一个政治动物”（吉尔兹），身体范式的合法化过程是将身体置于“美学化”准则的实施过程，社会的身体被赋予了某种超越身体外观的意义，身体越出自然的范畴，从自然的造物，演变为一种文化象征。作为文化象征的身体如何承载一种文化信息？艺术史意义上的身体书写是否具有破解文明密码的功能？我们的眼与心、体与态是否一贯地从属着生物进化？体态指涉的身份识别如何建构？体态作为符号书写的旨意何在？
在社会学层面上讨论体态，那些可资训诫的举止所关联的社会礼仪和风尚，需要理解生活中的千姿百态，坐、行、站、立被图像格式化后其意义显然不止是行为本身。行为不停地被行为翻译和解读，当行为的主体开始缺场，体态便有了行为“延异”的可能。体态经由图式表征后意义并不直接或透明，或是随语境适时作出反应。比如在宗教语义下的一个坐姿和世俗语境中的同一姿态，甚至就宗教同一语义中的两个相同坐姿而言，能见出行为主体的身份差异。
体态，作为符号建构，本质上不是由艺术家独立完成的，艺术家的视角有时受制于集体意志，文本母题塑形潜在地制约着艺术家对姿态的选取，当审美从属于劝戒，一个姿态定型为特定的象征意涵时，这个图像符号本质上更具备对文本的解说功能，进一步说，这样一个体态的审美呈现不是源于体态自身，而是基于这一体态表述的艺术语言的构造系统，一种依附在外形上的线条、空间、意韵等等特殊的表现形式。
体态表征通感于物，譬如“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妆、冬山如睡”，因此，体态书写不局限于人。社会风尚制约了体态作为纯视觉图像的再生品质，体态作为图像化阅读对文本又起了修正或扩充作用，即增加了文本的解读空间。
社会图景提供了对体态描述的种种可能，也构成体态画卷的潜在依据，图景呈现与符号书写之间，存在一种悖论式的因果链，即文本与图像的互释表面看是一个互相纠正过程，但对体态的成像而言，本质上则是一个对文化符号认知的强化过程，体态对文化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文本互为陈述、修饰、演绎、甚至改造的过程。
身体被文化照亮，也被文化包裹，身体退隐在一个被社会秩序修饰下的符号后面，而这个符号表现出以身体外形为特征的自我塑形，形成了一个文化矛盾下的自救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