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幸福》和《当代英雄》这两幅创作，把新中国母性的祥和慈爱与英姿飒爽表现得淋漓尽致，尚在求学的单应桂成长为那个年代新年画和水墨画的画坛新秀。当时脱颖而出的，还有她的同代人周思聪,俩人同在中央美院学习并受业于叶浅予、蒋兆和、李可染、李苦禅、刘凌沧诸先生。周思聪是20世纪后期中国最优秀的女画家之一。她资质颖异，造型能力很强，笔墨清新、洒脱，富有表现力。自20世纪80年代起，她在创作中引入西方现代艺术表现形式，同时对笔墨加以提炼和强化，使之更为精练，并富有意趣。代表作有《矿工图》组画、《高原风情》组画、《荷之系列》等。而单应桂却在承继徐悲鸿、蒋兆和、叶浅予等前辈中国水墨人物画写实传统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穿越历史的乡情，探索着一条水墨与民间年画水乳交融的画路。叶浅予曾说过：“经过中国画的专业训练，一般人都愿意在宣纸水墨或绢素重彩方面继续钻研，以便攀登阳春白雪的高峰，可是单应桂走出学院之后却拐了个弯，走向了民间，走向了下里巴人，这是非常可贵的选择。”殊不知叶老这半是惋惜的赞赏里，承载着她当时多少命运的无奈和忧愁！艺术的丰产，并没有改变单应桂冥冥中的生活厄运。其时，父母相继去世，丈夫被打成“右派”下放，孩子尚幼小，自己则毕业后刚刚在中央工艺美院执教一年，就被下放回山东。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与人格的知识女性，单应桂又开始了精神的逃亡，与那个时代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共同遭遇到的政治高压抗争，同自己灵魂深处软弱、卑微、隐忍、依附等旧时女人的传统观念决裂。几乎每一幅女性主题的创作都饱蘸着画家的亲身生活经历和对生命本质的时代性感悟。“单应桂笔下的农民，特别是妇女形象，平凡而真实，淳朴而厚重，美丽而庄严，让人感到生活的充实，人性的美（李松语）。”这种创作主体精神的逃亡历程与蝶变，通过手中的画笔，透溢到画面中来。

　　性格决定命运。恰恰是她中国传统女性内质里特有的坚韧，支撑起如此多难的命运，并自觉坚持“以现代学人的文化意识，以现代水墨人物画为中心，结合民间年画、版画、壁画的意识规律和表现手段”，推进着中国人物画由古典文化形态向现代文化形态的转换。在单应桂六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始终贯穿着三条稳定的主线：对人民和生活始终不渝的热情，对当代女性形象的特别关注，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艺术的坚定信念。所有这一切形成了强劲的合力，塑造着她的作品，也升华着她的灵魂，使她的艺术生命闪现出她独有的现实主义的普世光华。《春风》《高原的诗》《满坡红柿满坡秋》《夕阳情》等优秀作品，充分代表了她艺术创作成熟时期的美学价值取向：一个新中国知识女性来源于生活馈赠的那沉郁热烈的地母情结。

　　“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的经线和地方的纬线所编织出来的一匹锦（闻一多语）”。1986年夏，单应桂深入青海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一个多月，创作了反映藏族人情风物的高原组画。《高原的诗》是组画之一，描绘了在天旷云轻、花好月圆的草原夜幕里，一对藏族青年男女柔情蜜意地幽会。明月当空，近景为两匹骏马耳鬓厮磨，脉脉含情地注视着远处坠入爱河的恋人们，倾听着他们的窃窃私语。通过线与墨的皴擦渲染，云、月、恋人、马、青草，几个简单物象通过赋比兴的诗意重构，寓物写形，寓情于景，唯美地再现在单应桂丰茂宽厚的心原上，奏响了一曲原始人性里由真诚和善良谱写的生命赞歌。“无情难以为画，因为它是一张画的灵魂（单应桂语）。”创作于1980年的《春风》，在日本展出时美誉如潮，那被日本民众赞誉具有“佛”的安祥舒展的灵性，居然来源于单应桂1963年下乡和农村妇女们一起锄草时的瞬间感动：俊美质朴的村姑，在田间劳动的间隙，双手系住松散开的红头巾，微微低头，恬静地微笑在春风里。这经年往事沉淀了整整近20年，才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发酵成代表中国劳动妇女的经典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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