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油画家、艺术教育家吴作人先生出身于传统画家之家，却承担了向西方写实主义现实主义求取真理的任务。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中，吴作人的外孙女吴宁从家人角度回忆了先生的艺术与生活。
1932-1933年，吴作人与他的雕塑作品在一起
知名油画家、艺术教育家吴作人先生在1949年之后，历任中央美院院长、中国美协主席，他出身于传统画家之家，却承担了向西方写实主义现实主义求取真理的任务。在“五四运动”改造中国的历史变化中，艺术必然也有这样一个过程。“西学· 西行——早期吴作人（1927-1949）”展览上周在中华艺术宫落幕，展出吴作人生平作品共计100余件，展现了吴作人在经历了1930年赴欧洲 “学西方”之后，回归祖国从事绘画的经历。
20世纪初，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提出了艺术应该为大众服务的观点。反抗压迫的人们需要用艺术作为武器，采用了外来的新手法，在那个时代，如是的观念具有极强的自由和浪漫的激进意志。在那个时代，相对于当时的“官学”，为大众创作艺术的观念，才意味着先锋与前卫。吴作人追求的是“艺为人生”。他认为历史上普通的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写实，彩色故事画被贬低，因此，“西行”之后，他的画风又有了明显转变。
吴作人基金会秘书长、吴作人的外孙女吴宁前不久在上海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透露了吴作人当初“西行”的最初动机源自家庭变故，在吴作人先生晚年温文儒雅，谨慎克制的表面下，他依然会偶尔梦回战火纷飞的年代，为逝去的妻儿大恸。
关于现实主义题材的选择
澎湃新闻：吴作人在欧洲留学的时候,正是西方超现实主义、达达艺术兴起之时,他有没有受到那时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
吴宁：有受到影响，但他要学的是那些方法。在他出国前，他就明确写给田汉说，想要激起民众的热情，但是觉得自己技巧不行。所以他有明确的目的是学习技巧，是为了回国后能运用技巧来唤醒人民。
吴作人到了布鲁塞尔，艺术之潮没有巴黎那么兴盛。中国学生留学是有目标的，是要去学中国没有的东西。西方已经有一个完整的艺术体系了，可是东方一直是很自由，很随意，文人画里的人物形象比例都不准，特别随意。导致西方列强入侵的时候，他就认为他原来学的传统的东西不能再救中国。西方打败中国的东西不管是古典的还是现代化的，总有道理，那就去学。实际上学的就是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把中国传统全面否定全面推翻。林风眠回国后教的也是素描，和徐悲鸿的区别只是哪个随意一点或者哪个严格一点。美术学院制其实也是从西方引进的，中国原来并没有。
原来的文人画是靠师生之间传承。所以林风眠和徐悲鸿是一个阵营里的，只是有一些小分歧，但他们共同的大方向和传统是完全不一样的。传统被彻底打败后，他们的分歧才被分开来看了。因为后来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政治问题就不一样了。林风眠后来的遭遇凄惨，但当年他是很风光的，先是北平国立最年轻的校长，然后到了国立艺术院，是蔡元培最欣赏的。田汉他们都自诩为波希米亚人，说自己是穷人，是在野的“私学”。当时田汉特别激进，连宗白华等一些在中央大学做教授都批判，说他们不敢说话，研究的东西也是有限制的。
澎湃新闻：后来吴作人选择用现实主义表达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这与吴作人的出身有关的吗？
吴宁：吴作人出身在苏州的文人家庭，因为他父亲思想比较进步，倾向于维新变法，之后被人毒害了，所以他小时候就相当于没有父亲，祖父去世得也很早。所以他小时候只有妈妈和祖母，还有九个孩子。所以他说自己的孩童时期是很灰暗的。上了三年学，就因为家里孩子太多而辍学了，在家学了几年，到了中学再去上学。因为没有父亲，所以他就特别恨欺负人的人，一直都很同情弱者。也是他的性格使然。
1980年代末，我陪外祖父上街散步。在马路上，他看到旁边有人被撞倒了，因为撞人的人没停下来，旁边就有人帮忙追出去了。外祖父有心脏病，回去后心脏就不舒服了。我就知道他肯定是情绪激动了，因为他平时是一个很克制的人，说话很少，也不会生气发脾气，但他的内心其实是有很多东西。
澎湃新闻：他的作品中不少是描绘劳动人民的，是否和底层群众有过很多接触？
吴宁：那也没有，只是他觉得底层的人民是可爱，还有田汉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1927年他刚上大学就接触到田汉宣传的普罗艺术，就是为人民而创作的艺术。人民就是底层人民，而不是自己的人生。这是他刚到欧洲的时候，在卢浮宫里学习。然后拿了一幅作品去考巴黎美院，考上了之后在巴黎美院学了一个月，但是学分太贵了，正好比利时王家美院有庚款的奖学金，他就去了那边继续学习。所以一开始也没有老师教，就是自己临摹着学习。可是他还不满足，因为他要把这些技巧与中国相结合。然后他就西行去学习。一个是去敦煌学习传统的东西，还有一个是在当地看到的色彩。后来很多人说，看到他欧洲的作品很崇拜，为什么要变呢？他就是觉得不足够，要变。最后这张齐白石像，就是他所有的东西的集成品，包括西学的底子和西行的成果，一起成就了这张齐白石像。2008年我去采访美院的一位老先生，他说解放以后老师让他们画劳动人民，画劳模，但其实画得并不好，反而像是在画齐白石。解放后他和工人农民接触也不多，当了院长之后接触就更少了。
澎湃新闻：那他对工人农民这类题材是如何抓到的？
吴宁：有要求要画劳模，所以一定要画。平时他在美院还有很多教学任务，但是平时出去他就想要画劳动人民。有一幅作品是1930年的时候画的，我们研究了半天，想知道是什么地方。后来发现是1930年底，他画的比利时的一个煤矿矿区。我就想他刚到比利时怎么就到矿区去了？
1932年至1933年间，吴作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个人画室与其作品《纤夫》合影。
澎湃新闻：吴作人后来着力于建立中国美术的素描教育体系，那在1949年之前，他画过国画吗？
吴宁：我们在做他的全集，正好做完1949年前的这一部分。发现他在国外时，每年的作品多得不得了，回国之后因为活动多得不得了，作品反而减少了。再到了西行，又出现大量的作品，且展览发现A类作品就特别多，而别的时候他的好作品数量就相对少。确实在西学和西行这两个时间段里，他是集中时间精力来攻克艺术的问题，提高技巧。所以，他是多么需要有一段时间，脱离俗务，集中于艺术创作。
1949年以后，他有一部分是国画，但这次展览没有展开，因为他油画的完成是在民国时期。在民国最后的阶段，他就开始画国画。在展览最后我们放了一两张作品，是他刚开始画国画时的创作。他创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把中国的诗意带入油画，所以他的创作和西方不太一样，和苏派也不一样。另外是他要把透视技巧、准确度等西方的东西带进国画里。徐悲鸿一直提倡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础。徐悲鸿1953年去世后，这方面的推进都是由吴作人来做的。周恩来问他是不是学国画的也应该学习素描？他就会说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础。新中国画体系的确立是他在推进的。
吴作人在比利时为巴思天老师做壁画助手。
“西行”与两位夫人
澎湃新闻：此次的展览名为“西行”，吴作人的“西行”与他的家庭变故有关，是这样吗？
吴宁：应该说是有关系的。吴作人1930年4月从上海坐船出发，赴欧留学。首先到巴黎，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后因得到比利时庚款奖学金，于10月转入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学习了不到一年，1931年暑期油画大会考中他考了第一名，获桂冠生称号。在那个时代，中国的艺术教育水平极其有限，而到欧洲一年，他就成为皇家美术学院的第一，肯定有一种奇特的东西蕴藏在他身上。老师巴思天是皇家美术学院的院长，第一次看到他的习作，就把班上所有的学生叫到一起，指着说：“请记住这个中国人！”
就在那年的秋天，他在布鲁塞尔美术宫的一次画展上，与一位美丽的比利时姑娘相遇，吴作人晚年回忆到这一段时说：“我们一见钟情。她的眼神令我着迷。”两人就开始约会。这个女孩的名字叫Célina，汉名“李娜”。但是，他们的恋爱却遭到了李娜姐姐的强烈反对，李娜的姐夫是八国联军的后代。当时姐姐是李娜的监护人，她不止一次地警告李娜：“你再同这个中国人来往，就别想再进我的门！我起先以为是个日本青年，那倒也罢了，可是你想想，爱一个中国人，你难道不知道，Pierre到中国去过，那地方教堂都给烧了，哪是我们白人能呆的地方？我可以原谅你，只要你和这个中国人断绝交往。”李娜反驳她的姐姐：“请住口！你难道不懂得对我的朋友应该有礼貌吗？！再说Pierre是拿着枪去杀中国人的，愤怒的应该是中国人，该受诅咒的是白人！”这些话被吴作人记在一张小纸上。
不同的观念日益尖锐，终于有一天，由于约会李娜回家晚了，第二天早饭桌上，姐妹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李娜收拾行李，搬出家门，为了吴作人，她与自己的家庭断绝了关系。但也正是这一次吃饭间的盛怒，给李娜种下了胃病的病根。从此，只要生活稍有困苦，李娜的胃病就会犯，而最终李娜去世的根源也是在这个胃病上！
澎湃新闻：你怎么会对吴作人这一段历史感兴趣？这次的展览上是有一幅李娜的肖像吧？
吴宁：每当我遥想这一段故事，总会被李娜的这种奉献所感动。李娜死在战火中的重庆，才28岁！她为了爱情，不仅与自己的家庭决裂，甚至是在完全不会讲中国话的情况下，毅然跟随自己的丈夫来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仅仅过了不到两年的安稳生活，战争爆发，她跟随丈夫吴作人西迁，1938年吴作人为了支援抗战，组织了“中央大学战地写生团”去河南前线记录战争。
我这几年整理出来这个阶段李娜写给吴作人的信，几乎是每天一封，每封信她都在哭，一边自责自己不该影响丈夫热爱自己祖国的行动，却又一遍遍请求丈夫早日平安归来，这就是一个外国女人在战争时期的异国他乡，孤独等待自己唯一的亲人时的心情啊！最后，她在生下一个男孩之后，由于缺医少药，因为胃病而丧生，而这个病正是自己为了爱情而落下的，……不敢想当李娜去世的那一刻，吴作人有怎样的悲痛！而那个男孩，那颗爱情唯一的结晶，也随母亲而去。异国的姑娘什么都没有，没有娘家，没有后代，甚至战乱中都没有青冢，而今日能够看到的，是李娜遗体前丈夫为她画下的最后一张遗容。
外祖父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他与李娜的故事，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是听我的表姨萧曼讲的，她当时在为外公写传记。萧曼说，当外公讲到自己与李娜这一段的时候，放声大哭！那时，他已经70多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过脾气或有过激动的情绪，他总是很克制，而他多年后说到李娜，却不能自已！还有一次，我给他弹琴，找来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的钢琴谱来弹，（一般这首曲子是弦乐合奏，）刚弹了几句，突然听到了他在哭泣，我吓坏了，赶快问他怎么了？他说“李娜葬礼上用的就是这首曲子”。从此我再也不弹这首曲子，怕惹他伤心，也是维护他的不堪回忆的隐藏。再后来，外公重病，一日中午他突然哭醒，我跑过去，就听到他不断呼唤着的是“李娜”的名字。
我后来做“吴作人档案”，采访过很多他的学生、老朋友，凡是谈到李娜去世之后这一段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说，他那时候情绪很糟，非常思念他的亡妻。也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高度的压抑与悲痛，使得他的精神需要一个出口。只有艺术，只有走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做艺术的探索，或许才能医治他的痛苦。所以，他选择了“西行”。
相信如果李娜活着，他一定不会去青藏高原那些偏远危险的地方，而且一去就是两年。如果他不“西行”，他的艺术就不可能获得一个重大的提升，也就是我们说的，向有民族气派的油画方向去发展。所以，这就是人生，无法评判到底哪个是福，哪个是祸。只是，李娜成为了他一生永远的歉疚和遗憾。
2009年，他的母校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的老院长给他做了百年回顾展，把他的画放在布鲁塞尔最重要的大皇宫展厅展出。展品中有一幅画《窗前》，画的是李娜坐在窗前缝补。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找到李娜的坟冢，也没有找到她的比利时的家人，然而她的容貌，却被永远地凝结在画布上，留在了艺术史中。
澎湃新闻：萧淑芳女士与吴作人先生是同学，西行之后，她对吴作人的帮助应该很大吧？
吴宁：应该说外公的早年生活还是比较坎坷的，幼年丧父，30岁时丧妻失子，但是他中年以后生活就逐渐安定下来了。一方面是他的事业有了比较好的成就，有了比较安定的职位，另一方面应该说是与他和我外婆萧淑芳的结合有关。
澎湃新闻：徐悲鸿给他们证婚，吴作人与徐悲鸿的感情很好？徐悲鸿对他的影响在哪几个方面？他们的性格相差很大吗？
吴宁：当然，外公对徐悲鸿先生的感情很深。很可惜徐先生过世太早，1953年就去世了，后来整个新中国美术事业和中央美院的事情，都需要外公来承当。不过他俩的性格不太一样。徐悲鸿的性格比较激烈，而吴作人非常克制。从我们近期的研究中发现，吴作人在早年追随田汉、徐悲鸿学习的时候是非常激进的，是打破旧传统的急先锋，这是他的内心充满激情的一面，虽然我也知道作为一个艺术家激情是必然会有的，只是没有想到他竟会如此激烈！之所以没想到，是因为他平日在生活里总是高度克制，讲话很少。内心充满激情，对外又高度克制，正是这种性格，才会出现这样奇怪的情况：他在1957年因仗义执言差点被打成右派，而又因寡言少语，群众威望高，1958年又让他做了中央美院的院长。
晚年在国画上有想法
澎湃新闻：到了吴作人先生的晚年，他还经常画吗？
吴宁：到了后期，吴作人慢慢就画国画比较多。后来他的生活就不像年轻时那么动荡。像速写，他就是随手一直画。吴作人是一个很严格的人，他让我练琴就是天天都要练，他对自己也是很严格。他很古典主义，对社会对国家有很强的责任感，关心底层，老操心国家的命运。对大家都比较和气，很有修养，不发脾气。他到了晚年其实为名所累。一会这个人找，一会儿那个人找，还要开会。很多人找他要画，他的画债就很多很多。其实他有很多艺术上的事还想再研究，可是没有时间。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也没有精力。我们让他注意休息，他却一吃完饭就跑去画室画画。他就说：“给我一点时间吧，我需要时间。”
在国画上，他也想再画，被“文革”耽误了，名誉恢复之后，应酬又太多，身体又不行了。他在国画上有些想法，最后也没有完成，在艺术上也是。生病了之后，他遗憾自己好像没做什么。其实就像我们一样，可能上学的时候会经历比较集中，没有那么多杂事，很多东西都是那个时间段吸取的。现在也在吸取，可能就没有整块的时间，最好是能出国找个安静的地方集中进修才能有所突破。所以他就是西学和西行两段时间。后面又要教学，又有政务，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虽然他天天老是想画，但到了北平国立艺专当教务就特别忙，他就没时间画。他们这种画画是要手上不停地画，老画就能准。后来就晚上，他们组织一个晚画会，虽然时间不长。请个模特来，几个教师在一起画。后来有事出国，就停了。1953年政务少一点了，他就在自己家里又开始在十张纸斋办晚画会。比较多的时候是到1955年，之后慢慢减少了。到了1957年就彻底结束了。也是白天太忙，晚上找到机会就要画，要练手。
澎湃新闻：那吴作人基金会是他自己提出建立的吗？建立的时候他尚在世，建立基金会初衷是什么？
吴宁：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是吴作人自己创建的。他虽然担任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院院长，执掌中国美术教育几十年，也调动国家和社会资源大大小小做了无数的事，但终究有一些艺术的理想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需要建立另外的机制。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很穷，由于得到了基金会（庚款）的帮助，才得以学有所成，所以当他自己有了成就以后，特别想去帮助别人，特别是有才能的年轻人。因此他在晚年身体已经很不好的情况下，倾尽全力建立了基金会，就是希望能够为中国的美术发展做点事。
1987年他开始有了建立基金会的想法，1988年开始筹划，得到不少领导的支持，到1989年建立。他一开始做的是评奖，基金会的第一个奖就是“青年奖”。当时的获奖者是韦尔申，那时他还是青年画家，现在他做鲁迅美院的院长都已经很多年了，外公亲自给他颁的奖，一老一小心中的高兴在照片上还看得到。1991年初，吴作人病重，就由他的学生帮他做基金会。他一开始建立基金会的目标是推动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去做政府和教育机构所不能覆盖的事情，与他个人的艺术无关。后来在他重病和去世后，他的学生们认为吴作人本身就是一位很关键的人物，需要好好研究，研究吴作人才开辟成了基金会的工作项目之一。
2006年“吴作人档案”正式建立，但是基金会还是秉承他初建时的宗旨，要为中国美术事业服务，因此即使是做这个档案，基金会更多地投注于建立艺术家档案整理和图像时代档案分类及索引的办法，总结出一整套艺术家档案的流程和系统。比如我们对档案的要求是“三证俱全”，单凭艺术家自己的说法不能作为史实证据，还同时要有旁证和物证，要把各方资料加在一起，才能确定这件事情真正的样子是什么。再比如“全体生态档案”理念。这种方法建立以后，基金会就把它扩展到更多的艺术家档案中，除了吴作人档案之外，我们还做了徐悲鸿档案、江丰档案、彦涵档案、秦宣夫档案、侯一民档案等等，通过他们的档案去研究一个时代。
澎湃新闻：主要资金来源是哪里？
吴宁：吴作人当年是拿出自己的稿费成立的基金会。在基金会成立20年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统计，有超过一半的资金是来自我们家庭的捐款，另外还有一部分来自吴作人的老学生的捐画。到了今天基金会已经27年了，现在有了更多的社会捐款。比如针对一个项目的捐款。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项目是把卢浮宫所有的说明牌翻译成中文。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来募款，得到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几位同学的捐助，项目得以全面地展开。
现在我是吴作人基金会的秘书长，我做这件事情，总是有种感觉，外公离我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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