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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美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年度展，是这个驻留计划项目的重中之重。因为，如果将这个项目看作是军人的集训，那么，年度展就是大阅兵；如果将这个项目中的青年艺术家看作士兵，他们就是被精挑细选出的特种兵，为期一年的驻留创作，就像一期特殊任务的魔鬼训练营。临近期满，年度展要给大家一个交代，要给这个项目一个结果。更何况这是一个在中国艺术教育界独一无二的青年艺术家资助帮扶项目，尤其是川美在今年5月份发出开始公开招募驻留艺术家的消息之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它，而作为它的首次年度展，其出场就如同一部大片的首映式，毁誉在此一役。
孟子曾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们知道，这是推己及人的爱人之道，也是顶天立地之人的德心、德行与德性，更是今天人们常说的公益和慈善事业的价值内核。在众口喻于利的当下，驻留计划作为艺术界、艺术教育界的公益和慈善事业，人们将会出于各种理由去关注它。我想，有关注总比没有被关注好，因为在人们将见贤思齐的反身意识转换为当下的追名逐利意识的现实场景中，名副其实的公益事业和慈善行为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品质与潜质。在众人皆嘲笑并不屑于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质素的当下，支持那些处于逆境、困境和变数中的人们的力量，也许就来源于那些被人们不屑一顾的东西，尤其是对于那些在今天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转化为艺术创造并以此为业的艺术家们，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更实际的帮扶。因为他们试图给精神日益贫瘠与单一的场域提供可供陈列的对象，而这些对象对于人们来说，它们或许会在某一个瞬间让你有所顿悟。当人们的身边不乏艺术作品和艺术家时，人们的内心也许会更加平静和幸福。
近十年以来，当代艺术在中国炙手可热，在整齐划一的当代艺术表现拓展化的模式中，艺术家们覃思竭虑的创作，一方面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解构着人们对于艺术的理解，刷新着人们对于世界的观念，使人们周遭的世界变得多样、混杂、模糊与迷人；同时，这种状态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关于艺术、世界、人、价值与美的理解，也关于自我认同与好恶的感受，很多东西都变得不像原来那么可靠。但是，这一切都与当下的中国这样一个具体而又难于把握的存在痛痒相关、如影随形，人们改造世界，世界又形塑着人们。当人们拿当代艺术去构造世界时，世界同时将人们呈现为当代艺术性质的人们；当人们拿舶来的西方思想和观念改造世界时，世界同时将人们定义为西方化的人们；当人们拿历代典籍所承载的思想运用于世界时，世界同时将人们界定为具有传统思想的人们。当人的开放与世界的开放互动，并形成反射性关系时，每个人或许都可以实现自己，人们或许将会更加宽容地看待世界及其产品，尤其是那些被叫做艺术家的人及其产品。
那么，参与本年度川美驻留计划的艺术家，给人们带来的什么样的场景或观看的对象呢？
本年度展的策展人盛葳将展览命名为“后·生”，英文翻译为：growing。“后·生”，如果去掉连接符号“·”，后生就是年轻人，而“后生可畏”的成语所指涉的东西似乎已经变为中国人对待事物的习惯，惊讶而又宽容；同时，“后生可畏”也传递着一种对年轻人的关爱与宽容，期待与扶持，试想，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后来者居上是不能想象的。也许“growing”更能直观这个年度展的状态，即策展人通过参展艺术家的作品来把握和再现为期一年的驻留计划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一种继续的、成长的、生发的、转变的关系。因为，驻留计划显然是一种计划、一个项目，而艺术呢？艺术创作呢？能够被计划和项目化吗？也显然是要不断追问的。
也许可以这样看，驻留计划作为一种公益和慈善性质的事业，也作为川美艺术教育方式的一种延伸，它是一种现实和生成中的模式，这个模式运行的结果就是给青年艺术家提供创作空间、交流空间和展示空间，给他们的艺术作品提供发表平台，即罗中立院长的初衷，对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艺术家“扶一把，送一程”。
“后·生”展的参展艺术家有25位：孟德新，刘宇剑，董力佳，周杰，王鹏杰，姚朋，张龙，古鹏，张钊瀛，詹佳，郑菁，裴昌龙，张增增，陆云霞，娄金，朱熙，廖桦，李强，徐悰，李子然，徐琳瑜，熊堃，赵新宇，陈瑶，高科。盛葳将他/她们的作品在展览中以四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来呈现，它们分别是“物的观念”、“主体重建”、“视觉态度”和“内在诗篇”。如此结构这个展览的意图似乎在于：每一个单元试图提示这些作品的气质和表达方式上的共通性，而单元命名的本身又试图提示参展艺术家的问题意识及其与驻留计划的关系，独立而又不四分五裂，交流、合作而又不是乌合之众、一哄而上。
那么，这些参展艺术家在年度展中到底如何表达以及要表达什么呢？
我想，在重庆美术馆展出的这个被叫做“后·生”的展览会给人们一个陈述和注解。去展出场地，在场性的观看艺术家给人们出示的作品的人们，会更真实与本能地得出自己的见解和把握自己的思维活动，届时，月映万川是最自然的结果。我更希望人们的这种状态更多的出现，更多的人通过自己的眼睛和身体感受作品，而不是通过与展览相关的文字和文本，来瞎子摸象地观看和解读艺术作品。更何况，这种形态的瞎子摸象是瞎子摸象的瞎子摸象，这样的感受与表现为知识形态的东西，在人们今天所处身的周遭俯拾皆是，让人生厌。
无疑，我所写作的这个文本，对于“后·生”展览的艺术家作品而言，也是瞎子摸象之一。
在前段时间陪同盛葳走访驻留艺术家工作室的时候，有一种印象在我的意识中最为突出，那就是艺术家表达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也可以叫做个人化，但是“个人化”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中，并不是一个完全中性的词汇，因此，姑且用“独特性”来替代它——和开放性，他们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寻求多样化的材料、形态和方式，来实现自己对其问题和要表达的观念的视觉化、客体化，将其非常个体化的存在与生存状态，转化为一种可以置入公共语境中的让观者有所触动的视觉对象，这些对象的形态都具有今天的人们所看到的那些被叫做当代艺术的东西的特征：图像再现的各种可能形态，制作方式的各种特殊形态，材质选择的各种目的性，作品呈现形态对时间与空间概念的多种阐释，传递观念的多种解读的可能性，等等；总之，如果要用一个语词标识它们，那就是与西方艺术中的观念艺术这个专有名词相当的东西——观念艺术。也许我印象中的观念艺术，正是“后·生”展览这头大象的鼻子，我觉得它是如此灵活、柔软和多褶。
与此同时，我的这个最突出的印象给我带来一个考虑，那就是它们——这些多样化的艺术作品，如何连接个人的观念与公共价值呢？
因为，一种知识形态的思想表达及其创造者，最终的价值评估是在公共领域完成的，而不是自娱自乐的，尤其是在开放性逐渐成为这个世界最显著特征的现实场域，也尤其是在这个公共价值属性的驻留计划项目中。我想，“后·生”展览的作品如果能够给人们带来触动、辩论、讨论、喜悦、厌恶等等多元化的态度和观点时，驻留计划将不仅仅是对艺术家的扶助，也是对公共价值的推助；在缺乏公共价值和公共空间的当下，公共价值的凸显非常需要一些惊世骇俗的甚至刺耳的声音来提示。
王建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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